錢瑛

　　錢瑛（1903.5—1973.7），出生于湖北省咸寧縣馬橋力稼莊（今咸寧市咸安區溫泉街道辦事處肖橋村）。錢瑛幼年天資聰穎，端莊秀麗，勤勞樸實。小小年紀，除幫助母親做家務和田間勞動外，還會繡花。閑時常在母親和哥哥的教導下，識字、吟詩。她寫的詩詞在鄉間廣為傳頌，被群眾譽為活著的“錢六姐"（錢六姐為當地明朝才媛）。

　　錢瑛長到十歲，便隨父親到潛江讀書，后進職業女校補習。其間由父母包辦將她許配了人家，錢瑛執意不從，曾數度奮起抗爭。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情時，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殺，幸被人發覺，搶救及時，才幸免一死。母親見她秉性如此剛烈，難移其志，只好將其婚事放下，允許她到省城求學。

　　錢瑛終于以其強烈的叛逆精神沖破封建思想的束縛，第一次走出了處于封閉狀態下的農村。

　　錢瑛來到省會武漢，在族叔錢亦石（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理論家、國際問題專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1938年在上海病逝）的支持下，她滿懷信心地投考省立女師。經考試，成績優異。按女師當時情況，即使擇優錄取也不成問題。但校方節外生枝，竟以錢瑛纏過足不便體操為由，不予錄取。求學若渴的錢瑛怎經得起這種意外的打擊！她得知這一消息時，感到非常失望，幾乎痛不欲生，意欲投井自盡，幸得姐夫極力勸阻。族叔錢亦石一方面對她進行開導、鼓勵，另一方面又親自向學校交涉，并指出錢瑛的全部考試成績均屬優異，學校這樣拒招，既影響女子學業前途，更影響省立女師的聲譽。經錢亦石據理力爭，錢瑛終于被錄取到省立女師就讀。

　　1923年冬，共產黨員惲代英等主編的《中國青年》刊物問世。該刊常用馬列主義理論教導青年投身革命，樹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錢瑛閱讀該刊后如同在黑夜中見到了啟明星，加上平時錢亦石、李漢俊等一批進步人士的影響，她決心獻身崇高而偉大的革命事業，1927年初，雖然當時革命處于低潮，但是24歲的錢瑛，在省立女師毅然加入青年團。同年5月轉入共產黨。

　　入黨后，黨組織把錢瑛送到漢口勞動訓練班受訓，派往江西九江總工會任組織干事。這時，國民黨叛變革命。“七·一五”后，白色恐怖籠罩九江，黨組織指示她迅速離開崗位。錢瑛難以舍棄剛開辟的工作，直到敵人從前門闖進，她才機智的從后窗逃脫。黨組織派她參加南昌“八一”起義，因起義受挫又轉赴廣州，在葉劍英、惲代英領導下搞兵運。廣州起義失敗后，形勢更加險惡，錢瑛與部隊失去聯系。雖孤身一人，但她感到共產黨人肩負的重任，決心逃出廣州。

　　正當她身無分文的時候，幸在廣九站偶遇幾位湖南籍士兵，念她是單身女子，他們便湊了一些錢，開了路條，勸她回家。錢瑛決心繼續尋找黨組織。情急之下，見有民船，便匆忙跳了上去。上船后她才發現船艙里竟都是女人，一個個愁眉苦臉。錢瑛不解何故，經暗地詢問，方知這是一艘販賣人口的黑船。錢瑛不甘茍活，她急中生智，不顧一切地跳入水中，幸被一漁民救起，她又繼續往前趕路。當晚投宿小客店，不料隔壁房中有兩個壞女人，見她是一個單身弱女子，暗暗打她的壞主意，后又疑她是共產黨，意欲拿她報官請賞。

　　錢瑛面對敵人，身處險境，決心智斗。于是，她連夜在手帕上寫了一首仿《木蘭辭》。大意是：未婚夫亡，立志守節，和父外出投親，路遇土匪，父被打死，財物被劫，雖處絕境，其志不移。她把自己扮成節孝女子。第二天乘車，那兩個壞蛋果然跟蹤著她。在車上她被乘警查票搜身，除發現她的那首《木蘭辭》外，一無所有。他們將她帶回車站，不料這車站站長和稅務局長見了，還頗為贊賞她的《木蘭辭》。他們認為，像這樣一位立志于“節孝”雙全的女子，不會是共產黨，便把她放了。

　　錢瑛就是這樣憑著自己對黨的忠心和智慧，處處逢兇化吉，逃出廣州后，她輾轉跋涉，歷盡艱辛，到了香港，終于又找到了黨組織，開始在廣東省委惲代英領導下工作。不久，黨又派錢瑛去上海。

錢瑛和譚壽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識，又從相知到相愛，最后終于結成伉儷

　　錢瑛到滬后，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秘書處工作。在這里，她結識了全總秘書長譚壽林。譚系廣西貴縣人，早年畢業于北大文學系，人品高潔，學識淵博。1923年入黨，后任廣西梧州特委書記，1928年到上海。錢瑛和譚壽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識，又從相知到相愛，最后終于結成伉儷。他們倆志同道合，決心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剛剛度過新婚蜜月，錢瑛被派往蘇聯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這期間，錢瑛因反對黨內錯誤傾向而受到不公正的處分，被罰到工廠農村勞動。盡管如此，倔強的錢瑛毫不氣餒，仍然滿懷信心地抓緊學習。有時還夜以繼日，打著電簡在被子里看書。她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導師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等經典著作，其中主要章節內容她都能背誦下來。在蘇聯，錢瑛就是這樣頑強地堅持學習，努力獲取革命知識的。

　　1931年春，錢瑛學成回國，和譚壽林久別重逢。不久，組織派他倆到湖北洪湖蘇區工作。正待啟程，不料總工會遭敵人破壞，譚壽林決定留下來處理善后事宜，讓錢瑛先期趕赴洪湖。情況緊急，錢瑛剛走，譚壽林突然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同年5月30日譚壽林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噩耗傳來，正在湘鄂西根據地的錢瑛萬分悲慟。她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不久，她加入根據地領導班子，任潛江縣委書記，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漁霸、抗洪水”，建立游擊隊，保衛革命勝利果實。

　　1932年5月，紅三軍向襄河北岸出動，川軍范紹曾部企圖向我洪湖中心地區進犯。當時，我軍只有一個警衛團留守，形勢十分危急。在這緊要關頭，錢瑛親率數百游擊健兒，繞到敵后，發起突然襲擊，大挫敵軍。此時，我紅三軍趁勢趕回，將敵全殲。著名歌劇《洪湖赤衛隊》所描寫的歷史背景，便是這一輝煌戰績。

　　1932年秋，洪湖蘇區大部失守。錢瑛被派去做荊(州)潛(江)失敗后的恢復工作。錢瑛受命后連夜趕到，不料那里已準備撤退。撤退時，錢瑛和大家幾度沖過敵人的封鎖線。由于情況復雜，原同行的人大部分走散，錢瑛又成孤單一人，多次遇險，被一白軍抓住。錢瑛心想，此番身陷絕境，料難脫身。她暗自思量后，先將身上攜帶的譚壽林留給她做紀念的一塊懷表，?? 忍痛埋掉了，然后編出口供，稱是由漢口投親到此，偶遇戰亂，與親人失散。之后無論敵人如何盤問，錢瑛皆不改口。敵人又向漢口詢問，結果如錢瑛所說相符，敵人只好將她放了。

　　錢瑛再次脫離虎口，絕處逢生。為了安全，她又化裝成一個殘疾跛足的中年農婦，手提一個破藍子，沿途賣唱乞討到漢口。她在漢口不敢久留，只稍事休息后，便趕赴上海尋找黨組織。

　　1933年初，黨派錢瑛到江蘇省婦委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被國民黨逮捕。錢瑛痛斥叛徒的無恥和特務的暴行，憤怒痛打叛徒的耳光，遭到特務的毒打，但她毫不屈服。在獄中，她化名彭友姑，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在偽法庭上，錢瑛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針鋒相對地駁斥敵人喪權辱國的行徑和誣蔑共產黨“殺人放火”的無恥言論，弄得偽法官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不久，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監獄”。在這里，錢瑛利用一切機會，組織難友學文化、學外文、學政治。并形成以她和帥孟奇、夏之栩、薛迅等為核心的領導組織。她們先后和敵人進行了四次絕食斗爭，都取得了勝利，從而保護了同牢難友和革命同志，挫敗了敵人的各種迫害陰謀。

　　1936年春，監獄當局得知這些斗爭的為首者是錢瑛等人時，又將她等人轉押到“南京反省院”。已經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錢瑛，一眼便識破這是敵人耍弄的新花招，企圖以此手段軟化革命者的斗爭意志。錢瑛哪肯吃這一套，她依然團結難友，拒絕反省。這期間，爆發了綏遠抗戰。錢瑛等借此機會提出了“釋放政治犯，支援抗日”的要求。院方找她訓話，認為錢瑛（彭友姑）“思想頑固，言行不良”。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聯合抗日，黨中央派周恩來等到南京向國民黨交涉，點名要求釋放共產黨“政治犯”。錢瑛因化名彭友姑，初未認出，直到最后才獲釋，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錢瑛出獄后，即赴湖北，先任湖北組織部長，后代理書記。此間曾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舉辦黨訓班，培養了一批優秀干部。武漢失守后，她先后任鄂中區黨委、湘鄂西區黨委書記。1940年后調中共中央南方局，任駐川東特委代表、西南工委書記。以后又相繼任中共中央重慶局、上海局、南京局組織部長，以協助周恩來、董必武領導整個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地下工作。

　　為了迎接全國解放，1948年4月，黨派錢瑛專程去香港培訓干部。她親自制定計劃，親自授課，仔細摸清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及其社會背景，然后逐個談話，分別派往各地。這些同志為黨在解放戰爭后期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不少同志還擔任了黨政機關的重要領導職務。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南下領導干部會議，部署南下任務。時年46歲的錢瑛被任命為華中局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干部南下后，華中局改為中南局，錢瑛任中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并兼任中南婦委書記、婦聯主任、紀委副書記、軍政委員、人事部長等要職。

　　這位新中國建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長，集多種要職于一身，可謂大權在握，但她從不擺官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她既是湖北本土人，又在武漢(當時中南局機關駐漢口)和湖北地區長期領導革命斗爭，親朋故舊很多。但不論是誰找她，不論什么問題，她都按照黨的政策和原則秉公處理，不講私人情面。

　　錢瑛擔任諸多公職，這不僅是個權力象征，更重要的是黨和人民對她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她肩負的一種責任。她雖然歷經失去丈夫和女兒(從小夭折)的人生悲痛，但她沒有絲毫消沉氣餒，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為革命事業奮力拼搏。她經常自己動手作記錄整理材料，起草文件、報告。有時生病發高燒、吐血，被迫住進醫院，仍放不下工作。她要求自己工作不僅僅是八小時，而是“包干制”。

　　“三反”、“五反”是建國后的一場偉大政治運動。久經考驗的錢瑛同志始終以冷靜的態度，提醒各級干部不要迷信隨風長的“戰績”數字，不要僅僅滿足大轟大嗡抓“大老虎”，務必實事求是，做到既穩又準，堅決按黨的政策辦事，切不可忘記當年“搶救運動”的教訓。

　　1953年初，錢瑛奉調到中央工作。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紀檢副書記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監察委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內務部部長、黨組書記，并兼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直到“文革”開始。此間，錢瑛已被選為中共“八大代表"、中央委員，全國人大第一、二屆代表，第三屆常務委員等。

　　錢瑛身居高位要職，當官為民。她為維護黨紀和政紀的尊嚴而嘔心瀝血，并為黨紀政紀的整頓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她不僅關心愛護干部，而且時時牢記基層群眾的疾苦。

　　1958年以后，中央監委對風靡一時的瞎指揮、“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高征購等“左”的錯誤進行堅決抵制。作為監委副書記的錢瑛親自下去調研，向中央如實反映情況。在甄別平反“反右傾”斗爭案件的工作中，錢瑛和監委的同志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采取加速甄別平反措施，在短短幾個月內使很多同志得到平反。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反對翻案風之后，錢瑛提出善始善終做好甄別工作的意見，指出凡是處理錯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她在安徽省，經過深入調查，反復核實，查清幾位省級領導同志受處分確屬冤案、錯案，堅決予以平反，不到兩年使安徽省的工作形勢大大好轉。周恩來贊揚錢瑛“鐵面無私”。

　　錢瑛有一句口頭禪：“不怕鬼!"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不趨炎附勢，而是一如既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打擊壞人，保護好人。在“文革”初期，江青、康生一伙心懷鬼胎，要為劉結挺、張西挺翻案，責難中央監委，甚至大罵監委“監到老子頭上來了”。面對江青、康生的淫威，錢瑛依然威武不屈，剛正不阿，從不改口，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沒拿黨的原則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