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由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等單位聯合主辦的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舉行，其間特別設立“當代世界的儒學與儒教”專場，9日晚在北京大學秋林報告廳進行，對公眾開放。有五百個座位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不少人在前面和中間過道上席地而坐，還有很多人站在兩側和后面甚至在門外。杜維明做主題演講，然后是南樂山、白詩朗、康曉光宣讀論文和報告，之后幾位學者進行了互動討論，并回答了聽眾提問。這里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杜維明教授的主題演講和問答的文字記錄。隨后的發言和報告以及問答互動，將在整理好后另行公布。歡迎轉載，敬請保存其完整性，并注明出處：http://www.purdue.edu/crcs。高峰論壇的專場錄像已經在逐漸發布在這個網上。

　　楊教授，盧教授，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同學，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在“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暨第五屆宗教社會科學研討會”上發表有關于儒家人文精神的報告。我現在還是在思考的過程中，這個報告只能算是目前所構想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精神性和宗教的關系。精神性，我認為是每一個人的本質特色。沒有精神，沒有精神性，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問題了。宗教，也許是出生以來就接受了某種宗教，也許是自己主動的選擇。沒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墮落到形式主義，變得非常干枯了。但是沒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它是有價值的，是追求人生的意義。

　　儒家、儒教、儒學是大家都常常考慮的一個課題。怎么樣分開來？儒家是泛說，儒教有時候被認為是一種宗教。最近我有本書，定名為儒教，我覺得有點不安，因為我講的基本上是儒家。但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為宗教？在馬來西亞有儒教，大概有一百萬人，由于特殊的原因，現在沒有機會說了。在香港有儒教，在韓國有儒教，這些都是宗教。其實有一些儒者也認為儒家可以成為一種人文教。但是儒學是一個學術傳統，儒家是一個廣義的從事儒家傳統和學術的研究。我們常常問一個問題，儒家是不是宗教？這個問題對我從事儒學研究，認同儒家，而對儒教也重新的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儒家是不是宗教，對儒學的研究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提出問題來說，儒學、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反應了這個提問題的人對宗教的理解。假如一個學者說儒家絕對不是宗教，或者說儒家還沒有達到宗教的水平，或者說儒家再經過奮斗才能成為宗教，你可以肯定，這位先生或者女士對儒家的了解是從一神教，即從猶太教和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為參照的，認為）沒有上帝觀念、沒有僧侶階級、沒有權威、沒有教會，這個就不能算宗教。所以他的宗教的定義非常確定，而且我也說比較集中。假如一位先生或女士說儒家當然是宗教，可能這位先生或女士接受一個非常寬的定義，所以，完全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是沒有的），所謂的無神論者，或者是信仰各種不同的神，多元神者，乃至一個所謂凡俗的人，某種具有極大動力的運動，比如共產黨的運動，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在這位先生的眼光里都算宗教。特別是在文革時候集中毛澤東的思想，確實是一種宗教，有早請示晚匯報，這個中間有教主，有各種不同形式，是不是有教堂，這個就不好說了。

　　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觀念的出現是來自西方。西方，我們一般講兩希的傳統，即希臘的傳統和希伯來的傳統。宗教是來自希伯來的傳統，哲學是來自希臘的傳統。有位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尼格爾（音），他說希伯來和希臘的傳統相當的不同，希臘的傳統是視覺的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奧林匹克的運動員，看到他的建筑和幾何，還有其他的體現視覺，當然希臘也有音樂也有舞蹈。希伯來的傳統是一個聽覺的傳統，即使摩西（看到）有樹燒了，燒了一群樹，（但）主要是聽到上帝的聲音，上帝從來沒有形象的體現，他是聲音的體現。這兩個文明相當不同。但是在軸心文明，Karl Jaspers （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講的軸心文明，這是特定的。印度的文明，佛教，在中國的儒家道家，都沒有很明確的把宗教和哲學分開來。所以太虛大師，一位佛教大師，他說我們的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學，既是宗教又是哲學。

　　儒家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了解，儒家的精神可以說是一種涵蓋性、整合性的人文主義，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寬廣，和西方現代經過啟蒙所發展出來凡俗的人文主義有很大不同。我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從笛卡兒開始，西方很嚴格地分身和心，分靈和肉，分精神和物質。這個并不是西方（近代）傳統，不僅是如此，在希臘開始就已經有了這個觀點，到笛卡爾影響非常大，現在很多學者對這個提出了質疑。在儒家傳統，當然是討論身心合一的問題，宋明理學所謂的身心性命之學，在孔子的時代有所謂“為己之學”，“為己”就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包括身和心。以前了解“仁愛”的“仁”字受到《說文解字》的影響，就說是象人偶，“仁愛”的“仁”一定是在社會關系之中才能體現。我那個時候就覺得不安，不安的原因，因為《論語》里面講“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很明顯，它是一種內在價值。最近郭店出土文物給我們一個新的啟示。郭店所出土的這些文物，“仁愛”的“仁”字寫法非常有趣，上面是身體的身，下面是心靈的心，身心就是“仁”，很明顯，它是一個內在的價值。當然，儒家把人當作一個關系網絡的中心點，所以獨立的人格和社會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

　　“自啟蒙以來，（以）動力橫決天下”，這是梁啟超講的話。從培根把知識當作力量，以前在古希臘，知識是智慧，當作力量以后，對于自然是可以了解，可以認識，同時可以宰制的，這個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難，特別在今天，這個凡俗的人文主義和自然至少有張力，不僅有張力，而且有矛盾沖突。另外，從啟蒙發展有所謂孔德，而孔德提出的觀念直接影響到馬克思，我說可能影響到美國，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有一條鐵律，這鐵律是從宗教開始，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學，就是思辨哲學所取代，思辨哲學被科學所取代。科學理性如果充分地展現，那形而上的哲學就過時了，宗教其實在社會上不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有所謂祛魅，祛魅就是把宗教當作迷信。當然馬克思經過列寧所討論的把宗教當作鴉片煙，這個要進一步的分述，因為馬克思的這句話有上下文，其實對所謂的鴉片煙，對宗教在社會上、在普羅大眾所起的積極作用他是承認的，但是基本上認為宗教多多少少過時了，因此對于我們今天講的終極關懷和人的宗教性是淡化了。儒家的傳統大家都很熟悉，所謂的天人合一，因此儒家的傳統對于人的身心如何整合，人和自然如何能夠有自由的和諧，乃至人和天，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夠相輔相成，這些都是核心的價值。

　　另外在西方，特別從科學哲學，從政治哲學來理解，是要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很多極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最近才過世的哈佛的教授羅爾斯，他的《正義論》也在考慮人和社會的關系。當然在西方到今天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哈貝馬斯，講的溝通理性，要跳出這個工具理性，也是在考慮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但是這些關系實際上是從洛克以來討論人和社會因為有張力因為有沖突矛盾，所以才要通過契約，通過協調，慢慢地使人和社會的關系能力取得平和。中國的傳統如果從西方來看，有點浪漫的說法，就是認為人和社會可以有健康的互動。這個在西方認為這個是已經過去了。

　　這樣說來，現在西方的核心價值，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普世的價值，我們每位都接受，沒什么值得爭議，都可以重新來審視。哪一些是他的普世價值？除了科學、技術以外，自由。北大其實是自由的天地，從蔡元培以來，都是開放的、自由的，所以可以算是北大的哲學價值。另外是理性，再來是法治，還有就是人權，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是個人的尊嚴。這些價值在二十一世紀把它充分發揮。但這些還不夠，為什么不夠呢，因為面對了自然的挑戰，面對了人生的意義、終極關懷的精神性的挑戰。

　　所以應該有一些新的價值，能夠加入，能夠互相調整。這些價值，很不幸，在80年代把它說成是亞洲價值，我覺得我們的理解應該是，所謂亞洲價值就是扎根在儒家傳統的普世價值。扎根在儒家傳統，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這些特殊性都有它的普世性。我簡單的舉幾個例子，幫助大家了解。除了自由以外，應該注重正義，如果你到伊斯蘭的世界，要問最核心的價值是什么，他們常常說，justice, 正義。理性之外，應該有同情，佛教講慈悲。人權以外應該有責任，法治以外應該有禮讓，也就是相互之間的一種文明禮貌。個人的尊嚴應該和社會的團結，就是現在所謂的社會的和諧配合起來。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研究，就是，不是說儒家傳統和西方現代的精神，科學民主自由人權，能不能配合，當然非配合它才有現代性。但是也可以通過儒家，經過反思，它的核心價值，我剛剛提到仁義禮智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剛剛提到了關于正義、關于理性以外所謂的族群、關于責任、關于社會的團結，乃至關于禮讓，這都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價值。面對二十一世紀，也可以跟西方分享，所以也可以從儒家的核心價值和它內在的資源和西方進行對話，一方面是同情地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批判地認識。

　　但是這個工作在文化中國，包括大陸、香港、臺灣、澳門、新加坡和散布海外的華人世界，這個力量非常薄弱，沒有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批判的力度非常大的理論沒有出現。沒有出現的原因很多，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對于啟蒙所發生的弊病，也就是凡俗的人文主義發生的弊病進行全面批判，大半是西方學者，而且是第一流的西方學者。比如說現在討論女性主義的出現，可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運動之一。女性主義的出現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權利的關系、家庭的關系、還有很多工作的關系，都有很多很重要的改變。生態環保主義的出現，從1960年代的后期，當人類第一次用我們的肉眼看到地球的全貌，所以我們對地球的礦物、植物、土壤、水源、空氣都能夠全面的掌握。因為全面的掌握，我們發現我們所住的地球，它的受傷害性會更大。所以今天每一個人，包括中學生，都擁有一種全球的視野，這個和19世紀黑格爾有世界哲學的視野有很大的不同。他那個時候是想像，我們是實際上看到的。這個生態環保的力量那么大，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另外有多元主義，各種不同主義能不能和平共存。美國以前有這個“大熔爐”，就是各種不同的主義都可以在美國經過互相的對話互相交流可以成為一種美國文化，現在基本上大家反對這樣的觀念，因為這個觀念有霸權的意味在里面。美國的主流文化把其他的文化給吞滅了，現在用的方式最好是沙拉的文化，或者是坎嵌藝術的文化，各種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特色。這就叫做多元文化。再來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還有后殖民主義。

　　所有這些，包括女性主義，生態環保的思想，多元思想，后現代的思想，解構的思想，乃至后殖民主義思想，這些都是被西方啟蒙出現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回應，這些回應都是西方杰出的學者。我們現在是跟了他們了，女性主義發展了，中國的女性主義現在還沒有很大的力量。生態環保發展了，中國生態環保的情況非常糟糕。另外，解構主義的出現，德里達來的時候非常轟動。哈貝馬斯來了，非常轟動。以前Edward Said（薩伊德），他的那些觀點在這里大行其道，為什么？因為在中華民族所有文化中國的地區，經過了長期的發展，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我們的傳統文化基本上已經脫節了。

　　為什么說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我們的傳統文化脫節了？我們的文化傳統從鴉片戰爭開始，特別經過五四再經過建國，把我們所謂的傳統和我今天要講的儒家傳統徹底解構，徹底邊緣化了。我曾經用過一比較形象的名詞，就是我們的精神脊梁是被打斷了，這個絕對不是其他文明的通病，這是中華民族的特例。為什么有這個特例？我們可以慢慢地解釋，我所了解的現在還是非常片面的。印度文化、印度文明和它整個幾千年的傳統文明是一脈相承的。即使像尼赫魯，他是非常西化，甘地是沒問題的，尼赫魯是非常西化的，他說，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有沖突，我們的選擇非常清楚。

　　中國到一段時間，有全盤西化，乃至充分現代化，也是全盤西化的一個觀點。如果露骨地說，中華民族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發現了一種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食西不化。怎么解釋呢？“食古不化”，囫圇吞棗，是把古代的文明拿來，說是這個文明最了不起的，其實是沒有經過消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食西不化”，就是對西方的文明囫圇吞棗，沒有經過非常嚴格細致的了解，負面的、深層的沒有辦法理解。如果對傳統的文化是一種進行一種粗暴的批判，對于外來的文明，包括西方的文明，也是絕對是膚淺的理解。這個中間有非常復雜的力量，大家可以討論。我想現在這個討論的機遇已經成熟了。80年代不可能，90年代的初期也不可能。可是即使現在還是有很多學者基本上接受了啟蒙的心態。

　　啟蒙的心態有幾個特色：一個是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不能夠了解一個精神世界，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同時對自然有一種浮士德精神式的宰制。除了人類中心主義以外，有物質主義、有進步主義，再更嚴重的，就我的了解，就是科學主義，不是科學精神，是科學主義。科學主義和科學精神的分別很簡單，科學主義是意識形態，很多一流的科學家可能提倡科學主義，他提倡科學主義在很多地方顯示了他對現代科學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和文化上的體現，他有非常大的缺失、盲點。舉個最現實的例子，有人說中醫是偽科學，很明顯提出中醫是偽科學的，大半對科學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膚淺的。現在韓國，端午節已經登錄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了。最近他們申報漢醫，漢醫就是中國的中醫，漢醫也會成為韓國申報成功的世界非物質遺產。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出在一些科學家對中醫的批判，這個當然是膚淺的，另外中醫本身它的整合、它的量化、它的科學性膚淺。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可以說明問題，現在世界上所流傳的中醫的藥材90%以上不來自中國，中國比例大概不超過5%，多半是來自韓國和日本，這和量化的觀念是結合在一起了。

　　我自己認為儒家傳統，它的方面很多。我剛剛提到，儒家傳統可以和西方的啟蒙心態、和啟蒙的價值進行對話，而實際上這個工作我們沒有做，更不要說完成。但是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這不是一種幻想，而是一種期待，從長遠來看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儒家是一個超時代和跨文化的現象。所謂超時代，從先秦到今天，可以分非常多的時代，可以了解在各個不同朝代都有它的特色，從先秦到兩漢、兩漢到魏晉，魏晉到唐，然后到兩宋，這中間還有金、元，兩宋后到了明、到了清，到鴉片戰爭之前，到鴉片戰爭之后，五四時代一直到建國，建國以后，中國儒家的傳統在30年沒有太大的發展，但是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和海外的華人世界有非常大的發展。這段時間的發展是跨時代的，因此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就是說儒家有經過三期，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方文化變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以后因為佛教的輸入，儒家在精神創造這方面力度不夠，從宋代開始一直到清代，儒家從中國中原的文化變成東亞文明的體現。所以儒家不僅是中國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韓國的、也是日本的、也是海外的。東亞所謂的Diaspora（流散在外的人）。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儒家傳統也是跨文化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要承認中華民族乃至文化中國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有道家、有佛教，我認為除了道家、佛教以外也有基督教。基督教從景教（開始），大家知道唐代的景教流行碑，在景教的時代已經在中國發展了。利瑪竇以后已經好幾百年，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伊斯蘭教從元代開始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現在我們應該講五教，除了儒家以外有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非常豐富的。因此文化中國的資源，儒家只是一種。可是不管你把文化中國，把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拓展，也不能包容儒家傳統，因為儒家不僅是中國的，也是越南的，也是日本的。

　　儒家的一個基本精神是入世，這點大家都非常熟悉。所謂入世，一個特殊的表現就是在我們的凡俗世界，這個就是最高的價值，必須在這個世界上體現。入世但不認同這個世界，不是接受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有人說孔子因為相當長的時間要想做官，結果做官不成就變成學者，來著書、來傳播，這是對孔子極大誤會，甚至是極大的侮辱，因為他對政治所理解的游戲規則和當時權利的游戲規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但是他通過教育，既沒有錢又沒有權，通過對教育，通過對核心價值的塑造，逐漸逐漸，再通過他的七十二賢，好幾代人，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甚至是影響政治，影響社會，影響經濟。所以他這個傳統的發展在塑造中華民族的認同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儒家的發展有很多必須注意的核心價值，前面已經提到仁義禮智信，這些核心價值現在其實在文化中國的地區都是沒有充分體現的。如果我們要比較，西方所提出的，剛剛我講的普世價值，就是自由、人權、法律，可能在中華社會說服力和影響力更大。但是我前面也提到，儒家的基本價值可以和西方的最核心的普世價值進行對話。儒家因為是入世，所以它沒有想象天國，也沒有想象彼岸，就是在人文日用之間可以體現終極關懷，最高的價值、最高的意義可以在人文日用之間來發展。所以對地球，對我們的身體，對我們的家庭，對我們的社會都非常重視，這是它人文精神的一個特殊現象。所以我認為它有兩個側面，一個是根源性，扎根在地球，扎根在身體，扎根在家族，扎根在社會，根源性非常強。根源性非常強，并不表現它是一個封閉的主義，因為它有開放性，開放性是真正的修身，不能夠是自我中心，他沒有強烈的自我中心乃至個人主義的色彩，必須從個人發展到家庭，家庭也要發展到社會，發展到國家，發展到天下，甚至天下，還要更遠，整個動物、植物的生命共同體，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顥語）。一方面是開放的，一方面是扎根的，我們不要忽視了或是不重視這種豐富的資源。這中間的對話關系，或者說辯證關系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儒家傳統和基督教、和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為不同，可以進行對話。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基督教神學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為什么是受惠者？通過和基督教神學家的長期的對話，使得我對儒家傳統一些凸顯的價值，乃至沒有凸顯的價值，有一些新的認識。有些人說我最近花的時間多半在講儒家的精神和儒家的宗教性，和西方神學所突出的價值有密切的關系。雖然如此，在21世紀儒家這種入世的精神，把地球，把我們的身體，把我們家庭社會都當作不可越逾，不可消解的價值和資源，它有特殊的時代意義。今天因為生態環保主義的影響，還有其他的女性主義多元思想，任何一個宗教領袖都不可能說我們等待未來的天國，你現在這個凡俗的地方我們可以污染，因為沒有重要性，我們真正的終極關懷在未來的天國。佛教的領袖也不能說我們的精神是在涅槃，是在彼岸，所以對此岸，此岸就是紅塵，紅塵我們可以污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21世紀的挑戰使得所有的精神領袖都開始要發展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他所認識的傳統，而他這個傳統本身的特殊價值。基督教所代表的一些精神面貌是必須通過基督教，從耶穌基督，從新約乃至舊約，還有很多比如說童貞女、復活這些觀念才能夠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價值，以前中世紀說必須通過教會才能得救，經過馬丁·路德以后可以通過信仰得救，現在Hans Kung（孔翰斯）說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得救。不管怎么樣的觀念，得救的觀念非常強，而且有意愿，有責任要把福音帶往世界各地。伊斯蘭教也有傳播發揚的一種動機和力量。這是他的特殊的語言。

　　佛教，今天早上方（立天）教授提出來佛教的特色，他所講的關于緣起性空，關于因果，關于佛教的修身哲學都和現在有密切的關系。可是佛教有它特殊的一點，你不是佛教徒，沒有經過研究，不能了解什么叫做緣，不能了解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修正，什么是緣起性空。所以每一個重要的宗教，我們所了解的宗教，都應該有它自己的語言。一個基督徒如果他是一個神學家，不熟悉這個語言就沒有資格做神學家，一個佛教的大智大德亦復如此。

　　但是正因為現在世界上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他同時要發展第二種語言，第二種語言就是世界公民的語言，把世界當作我們的生命共同體。我是基督徒我要接受佛教徒也是人，也是碰到同樣命運，我們應該同舟共濟。有些人認為，你是一個屬于特殊宗教的傳統，你就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顧，從生態環保看起來不可能。

　　儒家的傳統正因為它入世了，所以出現了很多問題，這可以說是它的缺陷，它又沒有創造一種外在于凡俗世界的外在超越，沒有上帝的觀念，沒有彼岸的觀念，所以很多人說，它的宗教性不強，人的得救不強，它太注重人生，不注重死亡；太注重人，不注重鬼神；太注重現實，不注重靈魂不滅，這是他的缺陷。

　　我要說，一些它的所謂缺陷，有些可能是被誤會了。其實它的語言是世界公民的，就是從家到天下的，天下為公的語言。所以這一套思想嚴格地說，它是沒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教條，任何的觀念都可以質疑，對人可以質疑。說人不重要，理更重要。它的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也可以質疑。它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孔子，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創始者？沒有孔子沒有儒家？但是孔子不是儒家的創始，他是“述而不作”，在孔子之前還有周公，在周公之前還有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繼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發展，所以他不是儒家的創派大師，也不是儒家傳統最高的體現。因為儒家傳統最高的體現，如果從莊子來說，是內圣外王，孔子可能有內圣，但他沒有外王，堯舜禹湯這些是有外王，所以堯舜禹湯的價值要高過孔子。王陽明有一次他的學生對他進行挑戰，就說如果我們把堯舜禹湯當作一萬斤的金子，周公可能是七千斤，孔子可能是五千斤。他把它做了一種分殊，孔子說我們只是一兩，就不動了。真正的金的純凈度，即使一兩，我們能夠把我們的人格發展起來。這在其他的宗教里很難談這個。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選擇。當然有像Kierkegaard（克爾凱郭爾，或譯祁克果）說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在永恒成為基督徒的過程中。但是你這個選擇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了基督徒絕對不可能作猶太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你可以作伊斯蘭教徒，但不可能同時選擇作猶太教徒或者基督教徒。中華民族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乃至所有受到儒家文化的區域，包括韓國、越南、日本和海外華人，宗教不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你可以有不是完全一種的宗教的，比如rachel（音），很重要的一個日本學的研究者，對中國學問也非常精到，他說日本可能有70%是神道，另外可能有80%是佛教徒，那么，不管是神道或佛教徒，他們絕對不會放棄儒家文明。中國有些道家對儒學，特別是對儒學的經世濟民，是認同的。有些佛教提出孝道的重要性，現在人間佛教在各個不同的地方所提出的“仁”和儒家的“仁”幾乎是完全相合。所以林兆恩在明代末期提出三教合一，其實三教合一的觀點很早，在魏晉就開始，唐代就有很多典故，這些觀念很特殊，它有它的價值，也值得我們珍惜。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文明對話，應該了解我們文化的特色，這個特色可以是，一方面講起來有很多弱點，同時也有很多優點。你要加強它的優點，改善改進它的弱點。所以我建議就是現在對于西方從啟蒙所發展出來的啟蒙的心態，乃至現在西方一流的學者對啟蒙所做的嚴格的批評，這就是我們該研究的對象。各位對這些學術非常熟悉這是好的，但是同時要開發你自己的傳統資源，你要和這些重大的思想能夠進行對話，甚至從同情的了解發展成批判地認識。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有的。

　　但是有人說這個可能性是因為市場經濟使得中國的經濟力量大了，政治的聲音也大了，所以我們才注意文化認同，才注意傳統文化。事實上也許如此，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中間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大課題，比如說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為中華民族創造了很多財富，但是當市場經濟滲透到社會各個不同層次，社會變成市場社會，這是一個大悲劇，特別是學術界和宗教界也被市場所征服。這個情況造成了“三信”的危機，這是以前的提法，現在還可以說，就是關于信任、信賴和信心，“三信”的危機直接影響到誠信，誠信成為中華民族一個沒有充分發揮的信用價值，這是底線，我們現在已經過了這個底線了。三鹿現象大家都很熟悉，假如說我們現在用成千成萬的資源再辦10個奧運，要想在世界上改變對中華民族的認識，絕對沒有辦法能夠抗拒三鹿 所造成的禍害，比如到日本，日本的一個餐館就說明，我們這個餐館沒有任何來自中國的食物，大家才敢去吃。在毒餃子事件出現以前，70%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形象是正面的。經過毒餃子事件，不管毒餃子是怎么回事兒，我們的調查研究還沒有正式公布，在日本，包括像馬尼拉，像菲律賓也基本上排斥中國的食物。這個是大問題，也不是工業上、企業上的問題，也不是政府的問題，也不是媒體的問題，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關注的問題。所以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發展應該使我們開始注意，我們到底應該向世界傳播什么樣的文化信息？我們希望，也是一種期待，這個文化信息造成的，就是我們塑造的文化認同應該是開放的，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應該是多元的，我們要給我們的認同，我們周邊大家都有他們的認同，我們如何能夠進行對話。再有必須有強勢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最后我說一點，對于大學應該有幾個重要的因素，大學為社會服務，但是為社會服務只是大學的任務之一，大學應該沉積文化，圖書館只是一個項目，大學的學生都應該是有文化能力的人。同時要做最基本的研究，不是完全功利性的，不是科學技術，而是真正的基礎研究。大學要為每一個人創造自我發展的可能性。比如美國的Brown（布朗） 大學現在已經沒有科系（設置）了，任何一個大學生只要進入大學，四年就可以畢業了，四年可以選物理學，可以選數學，選生物，這些科學的，或者選電腦；你也可以選數學、文學、哲學、物理，不管你選什么，只要有兩位教授認為你不是一個胡鬧的人，你選的這些可能增加你的知識，你就可以畢業。因為中學生現在掌握的資源非常豐富，假如我們不把信息當作是數據，因為data需要組合，有大半在網上所看到的90%以上都是垃圾。怎么樣分辯，從數據和知識又有很大的飛躍，最麻煩的是知識到智慧，智慧是來自于文化傳統深厚的歷程。比如說懷德海說柏拉圖，哲學的高祖，所有的西方的哲學都是為柏拉圖做注腳。柏拉圖成為西方哲學的源頭活水，我們對我們的源頭活水怎么樣去理解？以前在臺灣大學傅斯年先生就明確的表示，每一位臺灣大學的學生都應該念《孟子》，不念《孟子》你就不能做臺大的人。最近的清華大學每個人都要念四書，北大還沒有宣布。清華所代表的基本精神，所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個我看起來是非常康壯的，非常值得大家推崇的一種基本價值。當然我不是說清華一定比其他大學更好，但是在這一方面注重傳統文化，特別是理工大學，這是非常難得。所以除了為社會服務，除了要基本上傳承知識，發展最基礎的科學，為大學生創造自我發展的條件，還有一個就是批判的精神，展示的能力。如果大學不能批判，批判并不就是罵政府，這個不叫批判，要有責任，你的批判對社會、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有批判精神，你放棄了批判精神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生。

　　從這方面說，我作為一個非常簡單的歸納。從西方所發展的啟蒙心態，不能夠適合21世紀，因為還有很多價值——同情、正義、責任都要發展，而對西方所發展出來的這些弊病進行批判，不管是女性主義，生態環保都是西方杰出的學者（所做的），中國學者，包括東亞的學者，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已經把我們自己的傳統當作遙遠的回想，這個遙遠的回想的出現是我們有2500年以上的歷史，但是我們現在的記憶是非常短暫，而且包括我在內，我們都犯了一種忘卻，犯了健忘，再犯了主動去忘記，歷史基本上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塑造出來，這個中間有非常真實的東西，也有真正的謊言。所以我們如何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如何回到傳統，在批判精神之下把傳統價值發揮，這是我們的任務。面對現在，中華民族不管是和平崛起還是和平發展，我們要有責任，我們要對自身現在碰到的大困難，特別是關于誠信的困難要能夠回應，有了這個基礎，再能夠發揮一種新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開放的、多元的，同時有強烈的反思能力，那我們往前走，路會越來越寬。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