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民法院報特約評論員 法言平
我國憲法對司法制度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自始至終堅持了依法獨立審判的法治原則。三十年前，中共十三大報告首次在改革開放后發出了“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號召。從此，每一屆黨代會的報告就再也沒有讓依法獨立審判缺位。更有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將司法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中之重”，從而使依法獨立審判原則的生命力隨著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迸發出來。
習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頭3年是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3年，要將那些“具有四梁八柱性質的”“能發揮支撐作用”的改革領域標注加粗，由點及面，步步為營。2014年1月至今，中央深改組召開的31次會議中有23次涉及司法改革議題，通過了38個司法改革文件。正是這些改革措施鑄就了我國司法制度的“四梁八柱”，而其中絕大多數都與增強司法機關的獨立性直接或間接相關。
在管理體制方面，基于司法權根本上屬于中央事權的正確判斷，中央力推法院的人財物省級統管，彰顯地方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國家設在地方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法院”的屬性，同時建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探索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從而推動外部獨立，減少外部干擾。
在法官制度方面，基于法官不同于普通公務員的理念，設立了專門的法官遴選委員會、法官懲戒委員會，實行法院內部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員額制，提高法官職業保障水平，推行職業化的管理模式，從而實現法官的身份獨立。
在訴訟程序方面，基于審判中心主義和庭審中心主義的理論，發揮審判特別是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從而讓審判更加獨立，讓司法更有權威。
在運行機制方面，針對審判權運行中的“行政化”傾向，動大手術克服“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權責不明”等突出問題，通過廢止案件審批制、領導簽發裁判文書制，改革審判管理與監督模式，讓主審法官、合議庭真正成為審判權的主體，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在排除干擾方面，著力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確保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關系，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支持獨立審判，建立領導干部以及司法機關內部人員干預司法、過問和插手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追責制度，同時切實保障司法機關堅決不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
三年多的改革實踐證明，上述 “主體框架”和“配套工程”是遵循司法規律的，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這種高效率的改革推進所依靠的正是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習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符合國情和遵循司法規律相結合，堅定不移地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這是對西方“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錯誤思潮的最有力的回擊。眾所周知，中國最大的國情是共產黨的領導，而且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我國的依法獨立審判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原因也非常復雜，其中既有體制機制原因，更有發展階段的局限性。中國在短短幾十年中要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發展之路，要解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以及法治中國建設方面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出現一些困難。但是如果背離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僅依靠主觀的范疇、概念甚至是西方國家特有背景下的理念去度量社會存在及其發展變化，則不可能把中國帶向成功之路。
當然，那些違反依法獨立審判原則言行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而脫離中國國情的西方憲政民主和司法獨立也不可能在中國找到生存的土壤。我國憲法確立的黨的領導原則、人民民主專政國體、人民代表大會政體以及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早已為依法獨立審判原則“塑型”“畫像”。西方國家有適合于其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歷史人文的“司法獨立”模式，中國也有自己的建立在社會主義特色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觀和歷史人文基礎上的“依法獨立審判”模式。中國尊重其他國家按照本國的實際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中國當然也有權利建設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遵循司法規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并以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為檢驗標準。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已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中國的司法制度也一定會（在一些方面已經做到了）為人類司法文明貢獻出自己的經驗。
其實，我們并不反對司法機關的獨立（當然我們的憲法使用的是“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這種態度也已體現在中國所加入的國際法律文件中。我們真正要亮劍的是那些幻想把植根于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中的“司法獨立”強加于中國的錯誤思潮。對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司法規律的認識是一個逐步清晰、逐步深化的過程，但如果有別有用心之人企圖通過錯誤的意識形態引導中國的司法改革，從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則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法律人不會答應的，也是每一個渴望實現公平正義的中國人不會答應的。
相關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