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案讓美國普世價值露了怯

　　事件的起因：8月9日，密蘇里州弗格森鎮手無寸鐵的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槍殺。事件發生后第二天，當地就開始有了抗議活動，美國各地也一直有零星抗議，直到圣路易縣大陪審團作出不予起訴威爾森的決定后，抗議活動發酵到頂點。

　　對于美國政府來說，此類案件無論大陪審團作出怎樣的決定，都會惹火燒身。如果大陪審團決定對開槍警察不予起訴，非洲裔族群就自然會聯系到種族歧視問題上，引發抗議騷亂。但若決定對開槍警察準予起訴，又難免引發整個警察群體的怨氣和怠工，暴力犯罪率會因此攀升，后果更加不堪設想。也就是說，從白人警察威爾遜配槍中子彈射向黑人青年布朗的那一剎那起，就注定了美國社會嚴重危機的難以避免。

　　我們再聚焦到大陪審團做出不予起訴決定所依據的相關證據與證言。根據美國各大媒體披露出來的檢察官、警察威爾遜、布朗同伴約翰遜以及部分目擊者的證詞綜合來看，還原開槍前發生的事基本沒有爭議：黑人青年布朗偷了便利店的雪茄，與同伴約翰遜走在馬路上，接到偷雪茄報警的白人警察威爾遜追過來，發現布朗可疑，倒退警車把布朗和約翰遜逼停。布朗和威爾遜隔著警車車門發生了言語以及身體沖突，威爾遜在第三次警告會開槍后扣動扳機開了兩槍，其中一槍擊中布朗右手大拇指。

　　截止到這時，各方證詞基本一致，威爾遜的執法行為也無可指摘。而此后所發生的事的各方證詞表述就出現了較大差異：布朗和約翰遜在威爾遜開槍后轉身奔逃，約翰遜躲到一輛車后面，威爾遜向布朗追去但距離越拉越遠。約翰遜和部分目擊者的證詞是威爾遜在布朗逃跑過程中開槍，而威爾遜則聲稱在此過程中沒有開槍。此時，布朗停步轉身對著威爾遜，約翰遜和部分目擊者的證詞是布朗舉起雙手并說“我沒有槍”，向前邁了半步，沒有攻擊傾向。而威爾遜則說布朗握拳向他沖過來。因此他連開數槍，布朗中槍摔倒，威爾遜繼續開槍，最后兩槍擊中布朗頭頂，是貫穿傷。威爾遜總計開了12槍，其中有8顆子彈擊中了布朗身體。

　　由于事發現場沒有監控攝像頭拍下畫面，因此大陪審團的判定只能依據物證和對各方證詞的取舍。而目擊者證詞間有相互矛盾以及個別目擊者證詞前后不一，大陪審團最后更多地取信了威爾遜的證詞，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大陪審團的組成以及判定過程雖符合程序約定，但仍有值得商榷之處：一，布朗在已趨向遠離警察且未被射擊的情況下，轉身并沖向持槍的威爾遜實在不符合邏輯，支撐這一說法的只有威爾遜的證詞，屬于孤證。二，布朗轉身與威爾遜面對面時，距離尚遠，即便布朗沖向威爾遜也不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實質性的生命威脅，射擊腿部限制布朗行動能力更為合理。三，布朗的致命傷是射在頭頂上的最后一槍，此時布朗已倒地，顯然已經對威爾遜警官失去了人身威脅的能力，威爾遜繼續開槍有過度使用武力的重度嫌疑。

　　盡管如此，大陪審團仍然以十二票中至少九票達成一致決定對威爾遜不予起訴，透露出一般此類案件大陪審團成員（尤其是白人成員）更傾向于采信警察的證詞，而物證本來就由警方負責取證提交，這都有利于警察一方。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12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報告了410起“正當殺人事件”，沒有一起決定起訴警察殺人，也就不足為奇了。有分析認為，美國警察近來有“軍事化”、“武力權濫用”傾向，與司法體系的這種“寬容”不無關系，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社會的槍支泛濫成災。2013年底，美國人擁有槍支達到3億，導致槍擊事件頻繁發生。近年來，美國每年都有10萬多人遭遇槍擊，其中累計有3萬多人喪命槍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警察會更輕易判定自己受到生命威脅而作出開槍決定。美國槍支管制問題有其復雜性，涉及公民的個人權利、傳統價值觀、利益集團和黨派之爭。即便奧巴馬總統為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留下熱淚，承諾將使用“白宮所擁有的一切力量”來使禁槍令成為現實。但其隨后提出的史上最強控槍法案仍然被參議院否決。在利益集團的巨大收益面前，黑人青年甚至是白人警察的性命或許就屬于必要的社會運作成本了。

　　美國弗格森案在大陪審團發布決定不予起訴警察后持續發酵。手無寸鐵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12槍射殺，目擊證人稱布朗已舉手投降……這些信息借助互聯網和傳統媒體快速傳播，刺激著美國少數族群尤其是非洲裔族群的神經，讓他們無法相信正義能夠得到伸張。大陪審團認為已知證據不足以決定起訴威爾遜，而非洲裔族群卻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證實白人警察沒有過度使用致命武力，正如硬幣的兩面。最終這些懷疑與憤怒的情緒引發了全國性大規模的示威行動。

　　華盛頓的美國進步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山姆·福爾伍德說，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事件僅是導火索，種族騷亂的根源經常是年輕非裔美國人的挫折感，他們認為制度待自己不公。他說：“你遇到種族歧視、警察暴力、經濟不平等、住房歧視。所有這些滋生了仇恨。他們要求自己的聲音被聽到，與我們社會中的白人精英同等，這是深層原因。”美國的種族矛盾問題雖然通過南北戰爭后推行政治地位、教育權利、就業機會平等得到了一定的緩解，甚至還選舉出了非洲裔的總統，但這些都難以撼動財富占有量的深深鴻溝。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珍妮特·耶倫在10月17日警告，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已經逼近最近100年來的最高水平。自2009年年中開始美國收入增長量的95%都進了占全國人口數1%的最富者的腰包。這1%的最富者絕大多數是白人，越來越多的非洲裔美國人卻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日子愈加貧困。2012年，美國富豪400強共擁有創紀錄新高的2.02萬億美元財富，比上一年增加了3000億美元。而2012年美國的貧困率為15%，貧困人口總數創下4650萬人的歷史紀錄。按族群來劃分的話，非洲裔美國人貧困率最高，為27.2%。為何非洲裔紛紛響應示威行動，從這里也可見一斑。弗格森案是一個以呼喚正義為名聚集發泄對社會財富分配憤怒的絕佳機會，因此在這次正義的抗議示威活動中也夾雜著部分非正義的洗劫商場活動。美國實際上是資本財閥掌控政治權力的社會，因此聯邦政府也無力縮小貧富差距鴻溝以彌合社會日益尖銳的族群矛盾。

　　既然本質性的兩大問題槍支泛濫和貧富鴻溝在美國極難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解決，那么我們還是務實地談談可行的技術性改良手段吧。弗格森案爭議如此之大，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沒有客觀的影像記錄物證，多方的證言出現相互矛盾。因此可落實的解決方案除了加裝更多的監控攝像頭外，正如中國城管都已配備隨身攜帶的執法記錄儀一樣，死者布朗的父母呼吁公眾寬容與理性地推動旨在提高警察執法透明度的“邁克爾·布朗法”——要求所有警察佩戴可穿戴攝像機。如果能推動落實，確實能夠對警察的過度使用暴力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

　　另外，陪審團決定不予起訴，意味著威爾遜不會因槍擊事件受到任何刑事追究，但并不意味著司法程序就此終止。據報道，美國司法部門正在調查，是否對白人警察威爾遜以及當地警察局進行民權訴訟。而威爾遜也已明確宣布他將辭職，以平息民眾的怒火。

　　弗格森案如一個三棱鏡，折射出美國的普世價值外衣下不愿示人的陰暗面：警察過度武力、種族矛盾、槍支泛濫和貧富鴻溝。我們在旁觀解讀之余，也要時刻提防陷入類似的現代化陷阱。借助后發優勢和歷史智慧，相信我們的發展道路必定會更加地造福人民，并且可持續。